问:25年来，香港如何全面理解“一国两制”？

作者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只有了解中国，了解世界，才能更准确地了解香港。

首先，要了解香港，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变化。

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已经25年了。如果抛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及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制度变迁和全面进步，就无法全面认识和准确理解香港的现在和未来。当我们认识香港的今天，展望香港的未来时，我们必须回到国家本身的发展、变化和进步。

其次，要了解香港，也要了解世界的变化。

mainland China不仅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今天的香港也高度融入了世界。如何理解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离开了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就无法准确理解香港的定位、功能、价值和特色。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第二个世纪，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变革。香港作为桥梁和通道，也处于这两个世纪的交汇点。只有了解这些变化，我们才能准确而深刻地了解香港。

香港的国际化程度还是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此外，香港是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只要中国继续对外开放，香港的独特性将永远存在。

最后，要了解香港，也要了解它的时空背景。如果不从香港自身的社会结构、文化特点、快速变化和深层矛盾入手，理清这些问题的前因后果，就无法很好地认识和管理香港。

因此，香港的繁荣、稳定和良好治理应该从多个维度和层面来实现。首先要多角度了解香港。在国家层面，香港是“一国”下的特别行政区，规划治理要从国家大局出发，以大者为重。在社会层面，香港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需要用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方法来治理。在经济上，香港本身就是一个连接中外的大市场，相关规划要充分体现其特点。在文化层面上，香港是中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交汇点，文化多样性是其特点。政治上，香港是“一国”下“两制”中的“他制”，与内地不一样，与回归前也不一样。因此，除了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之外，重要的是保持其经济竞争力、国际平台和桥梁的作用、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一国两制”的政治和法律创新。《香港》是一本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里仔细阅读的书。

此外，关于“一国两制”还有几点需要再仔细了解一下。

首先，要全面理解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一国”是大前提。“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十二个字不是平行关系，而是按层次递进的。“一国两制”，上面是“一国”，下面是“两制”。自回归之日起，中国已全面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管治。从此以后，香港要在“一国”的前提下治理，而不是香港以外所有涉及国防外交的事务。只是“香港制度”的问题。事实上，在香港，凡是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涉及国家基本制度、宪法、基本法原则和民族尊严的，都属于“一国”范畴，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整体管治，并不以深圳河为界。

“港人治港”是在“一国两制”之后的“一国两制”，地方事务由香港人自己管。首先，这一表述意味着香港不再是“英人治港”，阻止了部分英国人试图“以主权换治权”。邓小平先生曾说，“我们相信香港人可以管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港人治港”也意味着香港本地的中国人行使管理香港的权力。但在这里，除了“一国”这个大前提之外，小平还明确指出，“港人治港是有边界和标准的，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来管治香港”。换句话说，即使“两制”下“香港一制”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变，参与管治的人必须是爱国爱港的中国人，这是原则问题。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之后就是高度自治。“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这也是原则问题。小平曾经说过，他不赞成“完全自治”的主张。自主不可能没有限制，有限制就不可能“完整”。香港回归以来所经历的重大挑战，特别是2019年回归以来反中港乱军以修改法律为借口对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的最大挑战，充分说明高度自治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在重要时刻和重大问题上进行干预。“你不能担心一般的干预。一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还是有损于香港人的利益和香港的繁荣稳定。”

其次，“五十年不变”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未来香港、澳门和台湾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而不是什么都不变。

这里的“不变”，就是不发展，不进步，不与时俱进。“一国”原则下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并不意味着贫富差距默认扩大，也不意味着旧式的治理甚至是家族式的，或者官商勾结。即使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很多人习惯了目标英国的香港，从1945年开始就通过各种社会政策，在福利和保障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而不是原来那个贫富悬殊的英国。即使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相比，香港也不能固步自封，尤其是在社会分配和社会福利领域。香港仍然需要许多改进。经过“一国两制”25年的伟大实践，人们应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香港必须与时俱进，有些方面要跟上，有些方面要赶上，要保持繁荣稳定，还要启动创新。

同时，香港与国家其他行政区具有相同的属性。“特别行政区”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可以例外。所谓“特区”，就是承认并充分发挥其特殊性，包括其潜在的、独特的优势，以及“一国”前提下“香港制度”的法律、权利、具体制度等，基本不变。但是，也有一些制度需要随着发展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如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相关机构的设立，爱国治港原则在选举领域的具体落实。真知来自实践。没有“一国两制”25年来的实践，包括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一国两制”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和成就。

可以说，中国“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正在走一条前所未有的人类制度文明之路。这种制度的新思想、新实践，实际上是对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治理理念的延续、提升和创新，是对“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等理念的不断丰富和完善，而不是零和博弈、丛林法则。不仅要在“一国两制”下实现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这些治理理念，而且要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炼和升华，成为中国特色制度建设和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经过25年的探索和实践，人们对“一国两制”的认识更加全面和准确。香港“一国两制”的第二个25年，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繁荣稳定，还要在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第二个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做出新的探索和发展，从坚持诚信、勇于创新的角度重新认识香港，让香港重新出发。使香港不仅能够保持繁荣稳定，而且能够融入国家的大局，推进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将在香港善治的多个层面得到实践，做出独特贡献。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但也要知道，各方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作者介绍:

黄平，社会学博士，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教授，香港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中华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著作主要有《未完成的叙述》、《西方经验》、《误导与发展》、《我们的时代:现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合著)、《本土全球化》、《梦中的家国:社会变迁》、《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家国与世界:中国发展道路与全球治理》等。主编《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与大地重签》、《公共性的重构》(上下)、《中国农民工反贫困》(中英文)、《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中国反射等。，并翻译了《现代性的后果》、《亚当·斯密在北京》等。